去年12月，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食品安全法草案进行初审。初审草案中明确规定：国 家对食品、食品添加剂和食品相关产品实行监管码制度。同时，初审稿还在食品生产经营、监督管理和法律责任等章中作出了相应规定。

    在实施监管码制度的问题上，国家质检总局曾表示，这是一项利国、利民、利企、利商的德政工程。这一关乎食品行业走向和命运的制度引起行业高度重视。今年3月，中粮长城酒业、中粮营销、娃哈哈、达能、伊利等53家食品企业齐聚北京，共同商讨食品安全电子监管码制度的利弊与可行性。不少企业认为，监管码制度对提高食品安全水平的作用甚微，却需要整个社会付出高昂的成本，这是对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，也是对消费者利益的损害。

    目前，我国食品企业已广泛使用条形码，而实施监管码制度，则要求在食品的每一个独立包装上赋予唯一代码，这不仅加大了食品生产企业的操作难度，还需要企业在员工、设备等方面增加人力和财力的投入。除此之外，企业还要支付入网费等诸多费用。对于食品行业而言，大多数都是中小型企业，很难具备入网能力，也根本无力支撑监管码的运行。

    事实上，目前监管码的技术也并不完善，在实践中的查询率较低，容易被仿冒，对产品的防伪作用有限。而监管码制度也只能解决溯源问题，对于生产中的假、次问题仍不能有效解决。将这样一个在赋码方式、安全性、有效性等方面尚有待验证的技术，全面应用于广大消费者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食品领域，其所能发挥的实际效果令人质疑。截至25日零时，国家质检总局监管码系统“中国产品电子监管网”显示，备案企业为69464家，但是加入企业并实际赋码的企业数量则不足一半。

    同样，监管码也没有获得社会公众的认可。在食品安全法草案向社会公布并征求意见的一个月内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共收到各地人民群众意见11327条。其中“许多意见反对这一制度”。对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删除食品安全法草案中的监管码制度，可以说，不仅仅大大节约了社会成本和行政成本，同时也是为企业减负，更是惠利于民。